徐远举，字希哲，外号嘉庆，还用过徐鹏民、徐鹏飞、徐远甫这几个名字，有时候化名叫江克难，因为性格火爆，大家都叫他"徐猛子"。
1914年12月，他出生在湖北大冶县城区的徐家垴八斗巷。家里条件不错，祖父是清朝皇帝亲封的进士，靠做生意发了家。父亲更是厉害，不仅买了很多地，还开了工厂买卖。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也是当地数得着的富裕人家。
徐远举在家里排行老四，从小不愁吃穿，虽然调皮但特别机灵。五岁就被送去上私塾，从《三字经》《五言经》开始学，慢慢读到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和《左传》。教他们的老师是个前清的老秀才，上课就是照着书本念，学生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课文背熟。背得好的就是好学生，背不出来的就要挨戒尺打手心。徐远举记性特别好，从来没因为背不出课文挨过打，就连《左传》那么长的文章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，老秀才对他格外喜欢。
有一回，老先生让徐远举背诵《左传》片段，他流利地背完，一个字都没错。老先生乐呵呵地对旁人说："徐远举真给徐家长脸，贪玩归贪玩，功课一点不耽误。瞧他这高鼻梁带钩像鹰嘴，圆眼睛亮得像铜铃，将来准能像大鹏鸟一样冲天高飞！"当时徐远举年纪虽小，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，从此觉得自己比旁人强。后来他还真用"鹏飞"当名字表明志向，《红岩》里那个以他为原型的头号反派就叫徐鹏飞，至于是不是受这事启发，现在谁也说不清了。
徐远举念完私塾和小学后，原本该上初中了。可当时县里的中学因为缺钱办不下去，他只能待在家里，对未来的路一片迷茫。那会儿是1926年，他才12岁。
1928年，靠着一位远房亲戚牵线搭桥，徐远举进了桂系部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校，当上了一名学员兵。
1929年蒋桂战争打完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打赢后，把第四集团军的随营军官学校收编了，改名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。当时徐远举正好是黄埔七期的学生，一直学习到1930年7月毕业。后来他被派到陈诚的部队，从少尉排长干起，又升到中尉连副，在江西跟着部队参加了围剿红军的战斗。
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跟红军打仗总吃亏，老是打不赢，士兵们都没什么斗志。徐远举觉得再这么混下去也没啥出路，再加上他跟连长关系特别差，三天两头吵架还动手。最后他实在受不了，干脆脱了军装当逃兵，跑到武汉躲起来了。
几个月过去，徐远举迎来了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。
1932年3月，蒋介石组建了一个叫"三民主义力行社"的组织，让戴笠当特务处的头儿。戴笠借着力行社的下属机构"复兴社"招兵买马，特别喜欢拉拢那些找不到工作的黄埔军校毕业生。当时正愁没出路的徐远举听说这事，机灵的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个翻身的好机会，感觉找到了人生新方向。他四处打听，最后靠着黄埔七期的毕业证，在南京参加了团警干部训练班。半年培训结束后，戴笠亲自面试挑中了他，把他送到南京洪公祠的特训班继续受训。就这样，徐远举加入了戴笠的特务组织，正式当上了特务。那一年，他才18岁。
在特训班里，徐远举对课程特别上心，听课特别认真，笔记记得最全，学习特别刻苦，每门课成绩都名列前茅。戴笠觉得他是全班最用功的学员，经常拿他当榜样，还多次奖励他金笔表示表扬。
徐远举在训练期间表现很出色，但因为缺乏靠山，加入特务机构后只能做普通文职工作。他最初在南京担任通讯二组组长，负责邮件检查，还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和培训。后来又被调到特训班当学员队长。
徐远举在军统的中层岗位上一直勤勤恳恳，却始终得不到提拔。有次因为犯了个小错误，戴笠就骂他不听话，还把他关起来三个月。在这个既让人提心吊胆又能享受特殊权力的组织里，徐远举默默忍受着。他小时候想为国家做贡献、为社会谋福利的理想，在亲眼目睹了贪污腐败、勾心斗角的现实后慢慢破灭了。相反，想出人头地的念头越来越强烈，他常常因为想升官却始终卡在底层而苦恼，但他从不放弃，时刻在寻找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日本发动"九一八事变"占领东北后，随着日军从北方和东部不断扩张，国民政府开始重点开发西南和西北地区。当时西藏的情况很复杂，英国势力长期在那里活动，挑拨达赖喇嘛搞分裂，还在1924年把支持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禅赶出了西藏，导致中央对西藏的管辖长期难以落实。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，南京中央政府多次与十三世达赖谈判，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说服他同意班禅返回西藏。1934年12月，中央决定成立护送班禅回藏的专门机构，戴笠安排徐远举担任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参谋，当时才20岁的徐远举军衔从上尉晋升为少校。1935年，护送队伍从北平启程，计划途经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西康进入西藏。但达赖其实根本不想让班禅回来，经常派藏兵假扮土匪在路上捣乱，有次甚至把班禅一行人团团围住，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金钹、金罄、金锣等重要法器。
班禅的返藏队伍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好不容易在1937年抵达青海玉树的藏族聚居区。没想到达赖方面突然提出新要求：只允许班禅本人和藏族百姓进藏，禁止所有汉族人员随行，更不许中央政府派出的行署成员入藏。队伍被迫原地待命，与达赖方面谈判了整整一年仍无进展。1938年，九世班禅因回藏计划受阻，忧愤成疾，最终在青海玉树圆寂。这样一来，中央政府的护送计划彻底落空。同年5月，已经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式撤销了班禅行署。到了10月，徐远举被调往重庆任职。
徐远举跟随班禅行署行动时，虽然最终没能成功护送班禅返回西藏，但在这段长途跋涉的几年里，他掌握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礼节和风俗习惯，还学会了藏语。这使他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军统系统里难得的西藏问题专家。一路上他不断搜集各类情报上报中央，同时建立起军统控制的情报网络，逐步渗透和分化西北地区的各种地方割据势力。这些行动实际上对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。
1939年1月，年仅24岁的徐远举被调往西昌任职，担任军统西昌站的中校站长，同时兼任西昌行辕第三处的处长。没过多久，他又被委派了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的职务。
1942年年底，28岁的徐远举被派往成都工作，担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的上校副处长。戴笠还亲自推荐他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大队长。后来他又代理军统川康区的区长职务，负责管理军统在成都、自贡、康定和西昌的分支机构。1945年6月，徐远举调回重庆，出任军统局行动处副处长。两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，他奉命前往广州押送陈璧君、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接受审判，之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与处理汉奸案件。
1945年年底，31岁的徐远举被调往西安任职，同时获得多项重要任命：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、河南汉奸处理委员会主任，并兼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，负责管辖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察尔、山东六个省份及北平、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工作。这个北方区是当时军统外勤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。常言道三十而立，徐远举从1932年加入军统开始，经过十三年的基层打拼，终于在刚满三十岁时就晋升为将军。他从小立志要出人头地，如今这个梦想就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正在向他敞开大门。此时的徐远举意气风发，对未来充满信心。